【案情】
2015年，某房地產開發公司購得某被征收地塊使用權，土地用途為商業住宅用地。因該地塊暫未開發，村民在其上繼續種植莊稼。2020年，被告人趙某與被告人錢某（時任被征收地塊所屬村黨支部副書記）聯系，趙某通過支付村民“青苗費”、給予好處的方式獲取錢某同意，準備在該地塊傾倒工程渣土。錢某幫助趙某安排村干部解決支付村民“青苗費”事宜，趙某支付了“青苗費”。趙某先后聯系數家公司至此地塊傾倒工程渣土（普通泥土），并收取費用。后房地產開發公司發現上述地塊被傾倒大量渣土遂報案，經統計，此地塊被累計傾倒渣土6萬余立方米。檢察院認為對二人應當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追究刑事責任，遂向法院提起公訴。
【評析】
本案的主要焦點為：被告人私自聯系他人在涉案地塊上倒土的行為是否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
被告人的行為表現為在他人享有使用權的土地上，私自聯系相關公司在該土地上傾倒土方。從該案的后果來看，傾倒土方的行為無疑妨害了土地使用權人對土地的使用，土地使用權人自己使用涉案土地進行開發建設時，需要對被傾倒的土方進行清理，其在發現被告人的行為后也第一時間進行了報警，而后來實際的清理費用也高達數十萬元。被告人的行為無疑損害了財物的效用，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如僅采用目的解釋的解釋理由，被告人的行為無疑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但是，單個的解釋理由可能會具有一定的缺陷，要正確理解刑法中“毀壞”一詞的含義，并不能簡單地進行法律解釋。解釋生來就是對目的的表述、法律規范的創設具有其目的和意義的。因此，目的解釋在各種解釋理由中具有決定性的地位。但在刑法解釋中，由于刑法實行罪行法定的原則，文理解釋也具有決定性。
目的解釋與文理解釋的決定性具有不同的含義。文理解釋具有限定解釋范圍的作用，所有的刑法解釋都要從文理解釋開始，不能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進行解釋，就會違反罪行法定原則，即使該解釋符合刑法條文的目的，也不能被采納。目的解釋具有明確解釋內容的作用，在對一個刑法條文可以作出兩種以上的解釋結論時，只能采納符合刑法條文目的的解釋結論。因此，刑法的解釋應當從文理解釋出發，在文理解釋中找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解釋結論。
在對故意毀壞財物罪中的“毀壞”進行解釋時，首先應明確“毀壞”一詞在文義上范圍，而非跳過該步驟直接進行目的解釋，“毀壞”在文義上應指帶有物質性損壞的行為，諸如隱匿、覆蓋、拋棄、混淆等行為已不在“毀壞”一詞的文義范圍，如果隨意地將“毀壞”概念外延擴大，那么該概念的本質屬性就可能完全喪失，導致違反罪行法定原則。
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會導致他人想要繼發揮財物的效用時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但倒土這一行為僅僅是將一物體覆蓋到另一物體上，且對于被覆蓋的物體本身并沒有造成損害。從文理解釋出發，被告人的行為不屬于“毀壞”的文義范圍，此時也就無需繼續判斷對該行為進行處罰是否符合刑法條文的目的了。后該案檢察院撤回起訴，法院裁定準許。